民间纠纷，公权力管到啥程度？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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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上的垃圾掉进了一楼邻居家，双方口角相向，报警；一方欠另一方钱迟迟还不出来，打110；两家人的宠物狗打起来，一方受伤，也要警察来“了断”；甚至连夫妻闹离婚、父子谈房产这样纯粹的“家务事”，也要警方介入解决……坐进派出所里，每天都有这样大大小小的民间纠纷涌入，牵扯大量的人力物力。

面对当事人可能演变为肢体冲突乃至社会事件的纠纷，公权力部门理应介入调解，平息矛盾；但一旦牵扯到利益纠葛，公权力部门不应牵涉其中横加干预；此外，作为为公众服务的公安部门，也应该把更多的警力投入到维护城市安全，而不仅仅是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上来。

这也正是一线执法者面临的困境：民间纠纷，公权力究竟该介入到什么程度？

■本报记者简工博通讯员李植

拒绝调解：法律红线还是“不作为”？

一场大雨之后，本市一家位于二楼的超市水管破裂，导致一楼的歌厅办公室大量积水，数间包房因漏水无法营业，损失较大。

双方老板因为赔偿金额分歧很大，于是报警。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几经调解劝说，双方仍不能达成一致。民警只能将双方带到派出所再次调解，但仍没有结果。对此一方认为应该“打官司解决”，但另一方却执意认为调解民间纠纷是公安机关的责任，应该负责到底。

遇上这样的问题，民警究竟该不该管？

记者从法律界人士处获悉，对于此类纠纷，已有法律做出明确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》第21条规定：“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，应当给予帮助”，即明确了公安作为公权力可以调解民间纠纷。

但为了防止公安机关和民警越权干预经济纠纷，公安部在《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》中又划出一条“红线”，明确规定“公安机关不得干预经济纠纷”。

但在现实状况中，多数民间纠纷往往牵涉双方当事人的利益，究竟算不算“经济纠纷”难以区分，如果不灵活把握法律的边界，往往容易导致事态升级。

日前，学生薛某在一家日语培训学校的宣传下，当场签订一份培训合同，支付了一笔高额学费。然而几天后，他发现这份合同中有不少不利于自己的条款，感觉无法达到学习的目的，于是找学校要求退还学费。但是校方以双方已签订合同为由推托，双方发生争执并拨打110报警。

民警到场了解情况后，认定该纠纷属于经济纠纷，自己无权处理，并告知双方当事人此类纠纷应至法院诉讼。

然而民警离开后，薛某一怒之下，纠集一群同学将学校负责人打伤并将一些财物损坏。

法律界人士分析这一案例后认为，处警民警将此视为经济纠纷拒绝调解，按照《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》的规定并不存在法律问题。

但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处警民警不能一走了之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最好带双方寻求人民调解等第三方部门进一步处理。如果双方不愿交由第三方调解，公安机关可以帮助双方固定一些证据，如笔录、图片、视频、证人证言等，明确告知双方至法院诉讼，再请双方“冷处理”以避免矛盾升级。

经验之谈

一些基层派出所在处理纠纷类警情时抱持“15分钟原则”，即15分钟内无法成功调解即请他们到派出所进一步沟通，以此节约接处警警力。

目前上海不少派出所已经与人民调解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实现对接，对矛盾纠纷类报警及时请第三方介入调解。

调解协议书：到底有没有用？

曾有这样一起邻里纠纷案：老王和老李是多年的老邻居，可不久前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口角。老王一句侮辱性的话彻底激怒了老李，他将老王按倒在地拳打脚踢，导致老王头破血流，构成轻微伤。

这是一起邻里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案件，情节较轻。接到报警后，民警本着化解矛盾、维护邻里关系的目的，征得双方同意之后，对双方进行调解处理。

毕竟邻居多年，两人在民警细致工作下，很快达成协议：老李当场向老王口头道歉，并承诺3天之内赔偿其医疗费、误工费等费用共计1000元；老王则表示放弃要求公安机关追究老李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最后，双方还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正式签订了《治安调解协议书》。

可是3天之后，老李对自己亲手签字的协议书却反悔了，他没有履行赔偿老王的相关费用的约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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